泰坦尼克號的故事，因為好萊塢的加入，變得風靡全球，盡人皆知。在一座憑借真實的歷史遺跡搭建的平臺上，好萊塢敏銳地加入了他們對于情愛價值觀的一種商業化表達。我們記住的，不是一起海難，而是為之愴然一掬的眼淚，是湮滅的浪漫、無盡的纏綿。它是兩個悲劇的疊加，一個屬于歷史，一個屬于人性；一個是真實的，一個是虛幻的。然而，當1912年4月15日凌晨，從愛爾蘭科克市啟程的泰坦尼克號在首航北大西洋的途中緩慢沉沒的三個小時中，人們還能看到多少種疊加的可能？正因為不是瞬間落幕，而是整整180分鐘的生死倒計時，對人性的拷問，便有了一個足夠寬裕的歷史空隙。美國新澤西州州立大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戴維·波普諾在他的《社會學》一書中這樣寫道：“……不幸的是救生船不夠。

盡管很多人（超過1500人）遇難，但乘客注意遵守‘優先救助婦女兒童’的社會規范”，使得英國公眾和政府面對這一巨大災難，“可以找到一些安慰”——統計數據表明，“乘客中69%的婦女和兒童活了下來，而男乘客只有17%得以生還”。這是英國人奉獻給世界的一條活生生的文明守則。但如果波普諾的分析僅僅到此為止，他的社會學大師地位顯然將是不確定的。他必須再往前走一步。波普諾寫道：“我們發現，三等艙中的乘客只有26%生還，與此相應的是，二等艙乘客的生還率是44%，頭等艙是60%。頭等艙男乘客的生還率比三等艙中兒童的生還率還稍高一點。”

“輪船的頭等艙主要由有錢人住著，二等艙乘客大部分是中產階級職員和商人，三等艙（以及更低等）主要是由去美國的貧窮移民乘坐。”這是人類社會更為強悍的另一條規則。于是，波普諾毫不客氣地修改了曾使英國人頗感“安慰”的“社會規范”：“在泰坦尼克號上實踐的社會規范這樣表述可能更準確一些：‘頭等艙和二等艙的婦女和兒童優先’。”財富、權勢和聲望，曾經并繼續左右著我們的生存規則。它像浮移于北大西洋的巨大冰山，既是長期聚斂的文明結晶，也是冰凍三尺的文明贅癰，卻只有八分之一的山體裸露著。

危機一刻，它是災難以外的全部冰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