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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名言原文 薩特名言他人是我是另一個我篇一

西方哲學自泰勒斯開始，并從巴門尼德以后形成本體論和本原論之爭。從柏拉圖開始，西方就開始形成形而上學，亞里士多德正式定義這一稱呼，稱之為“在物理學之后”。根據《易傳》的說法，“形而上者謂之道”，嚴復在翻譯這一名詞的時候是充分認識到了這個詞的本質的含義。所以，自那以后西方的哲學就圍繞著形而上展開。即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紀，基督教的宗教哲學依舊是通過對形而上的論證而證明上帝的存在。而文藝復興以后，人的價值不斷的被發現，從而人開始有意識的反抗形而上的拘束。人要求自由就必須打破一切以神權的名義加在人身上的枷鎖。人就必須論證出一個事情，那就是人究竟是什么，人如何去認識世界，人憑什么認識世界。首先對此作出回答的是笛卡爾。他說“我可以懷疑一切但我不能懷疑我正在懷疑”、“我思故我在”。這首先就確定了懷疑——思考之主體。亦即所有的思考都是由人去完成的。但是這個確定仍然不是堅不可破的，因為根據這個邏輯我們甚至可以猜測世界本身就是上帝的思考。人的價值仍然是隱藏的。從盧梭開始，西方的哲學步入了非理性時代，這就是說西方在理性主義尚未完全戰勝宗教蒙昧主義的時候，理性主義本身就已經開始受到了挑戰。理性主義在康德那里終結。非理性主義逐漸形成潮流。

非理性主義的一大主要特征就是對規律的形而上的背叛。所以說，叔本華和尼采所宣揚的意志力實質上是形而上的另一種形式，它依舊不能說明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只是說明了人是什么，人的力量。但是不溯清本源，就不能給人的一切一個合理的解釋。結果只能是暴戾般的瘋狂，所以尼采最終瘋掉，德國最終出現了希特勒。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力以及戰爭中人性的瘋狂促使人們去思索人究竟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人究竟是上帝還是撒旦。在這個方面做的最出色的當屬存在主義哲學。而其代表就是法國的薩特。

薩特早年關注的是胡塞爾的現象學，后來轉向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并結合了他本人的人生經歷以及對人的思考，尤其借鑒了馬克思主義中的許多重要的觀點，最終成為20世紀50年代西方哲學的代表人物，其存在主義哲學也隨之揚名于世。

在薩特看來，世界上的存在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在的，即客觀存在的物質，另一種是自為的，即人的意識。自在的存在的本質是超現象的，而且沒有規律，充滿了偶然，所以薩特說這個世界是惡心的。這個惡心不是指我們現在所說的一種令人作嘔的感覺，而是說世界這般的荒謬使得人們無所適從，從而令人迷茫和感到惡心。這個自為的存在首先就是否定了上帝。如果這個存在就是上帝，那么上帝就是荒謬和惡心的。薩特說他不能否定上帝這樣的一個從不存在的東西。只有上帝死了，人的價值才能得到彰顯。只有在自為的存在時荒謬而惡心的時候，自在的存在才有了更為積極的價值。

于是薩特得出一個結論，即是著名的“存在先于本質”。在薩特看來，人如同種子一般被拋棄到這個世界，沒有任何的原因。對于人而言，只有先存在了人才能說人的特征和言說的對象。而物則不同，物的本質是由人賦予的，物是本質先于存在的，因為物本身不能思考本身，這樣就突出了擁有反思能力的人的價值。長期以來人們不能理解人之有意識的意義，認為意識是上帝的賞賜，或者說意識只是一個工具。薩特則把意識看成了人的標志。人于是從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脫離出來，成為真正的自由的主體。

因為世界是荒謬的，所以人是人的未來。人是人所要做的一切的總和。同時，薩特又否認了希望，他認為希望阻礙著人的自由和選擇行為，使得人不能義無反顧的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自由行動。薩特的哲學是絕望的，他把人推向絕望的邊緣，認為自為和自在最終不能統一，人最終將成為無用的激情。人注定是要失敗的。而薩特的實質用意并不在于像叔本華一樣認為人生是悲觀的，而在于指出人生是一張白紙，人應該自由的在上面畫出自己的人生軌跡。這就是絕望的前提下的樂觀主義，也是最為豁達的。如同莊子完成“一死生”的最大的絕望以后產生了對一切豁達的樂觀主義。這樣，薩特又把人所能依靠的逃避的遮羞布扯去，讓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從這里引伸出了薩特的自由的觀念，也就是人本身就是自由的主體，這個自由并不是指結果的自由而是指選擇的自由。人自由的選擇自己的行為，即使是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即人自由的選擇自己不選擇。這里就充滿了辯證法的味道，這也是薩特向馬克思主義學習的地方。在這種自由的觀念下，薩特把人的地位抬升到了極高的地步，認為一個人最終總是要對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人除了承擔這種責任外別無其他選擇。這也是薩特從兩次世界大戰中得出的結論，也就是說人是自由的選擇成為魔鬼的，而人必須為這個選擇負責。這也是對海德格爾的一次詰難，因為他曾經為納粹邪惡政權服務。

于是，薩特的整個思路就很清晰了。人是被拋棄到這個世界上的，人的發展完全是由自己選擇的，人必須為這個選擇負責。人本身就是自由的。在后來，薩特逐漸體會到盧梭所說的“人生來就是自由的，但他卻無時不在帶著枷鎖”。于是薩特要求破除個人主義，強調只有尊重他人的自由自己才能是最自由的。他說“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人是不自由的那么每個人就都不是自由的”。他還舉了行刑者的例子。行刑者在給受刑者施刑的時候都是在否定人的尊嚴。也就是說強迫別人不自由的人本身也就是不自由的。所以薩特強調集體主義，但同時認為馬克思主義中缺乏對人本身的關懷，所以他想把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進行補充，從而達到比較合理的結局。

存在主義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在中國盛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經歷了文革的對人的尊嚴的踐踏，使得整個中國缺乏人的存在。只存在神、牛鬼蛇神、瘋狂的崇拜者，就是沒有人。而其后對文革的反思、批判并沒有深入，使得知識分子十分苦惱。薩特要求人對其行為負責正符合人們的心理，所以能迅速流傳開來，造成深遠的影響。

薩特名言原文 薩特名言他人是我是另一個我篇二

1、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

2、對于暴力，我只有一件武器，那就是暴力

3、在年老的人看來，青春美妙，我們可以做許多白日夢，可以失敗，可以哭泣，光芒萬丈。但是，年輕如我們卻不知其中的美好，總是在無病強說愁，或者頹廢消極地殞磨青春……只有待到青春不再，方知其中的可貴。

4、忠誠，即使是深深的忠誠，也從不會是潔白無瑕的。

5、要做冷酷的石頭，要做狂暴的激流，要做憤怒的閃電，總之，什么都要做，就是不要做人！

6、如果試圖改變一些東西，首先應該接受許多東西。

7、大夢已醒，我還能說什么？大夢已醒。

8、而這一感情究竟能持續多久，不應受到感情以外的因素，諸如法律的干擾。

9、他比我大兩歲—他從這兩年中已賺到不少好處。

10、在我們之間存在著必要的愛情；但同時我們也認識到，需要偶然的愛情。

11、人像一粒種子偶然地飄落到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本質可言，只有存在著，要想確立自己的本質必須通過自己的行動來證明。人不是別的東西，而僅僅是他自己行動的結果。

12、內心貧乏和感到自己無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義舍不得放下。

13、當我活著的時候，我要做生命的主宰，而不做它的奴隸。

14、報紙和太陽一樣，它們共同的使命就是給人帶來光明

15、我是在書堆中開始我的生活的，就象毫無疑問地也要在書堆中結束我的生命一樣。

16、行動吧，在行動的過程中就形成了自身，人是自己行動的結果，此外什么都不是

17、人首先是個把自我向著一個未來推進而且知道自已正是這樣做的生物。

18、我自稱是受百姓擁護的救星，其實私下里為了我自己得救。

19、把藝術作品看作超驗的成果，以為每件作品的產生都有益于世人。

20、生活給了我想要的東西，同時又讓我明白這一切沒什么意思，你有什么辦法？

薩特名言原文 薩特名言他人是我是另一個我篇三

薩特名言

1、生活中無所不有，人們絕不會放棄生活。

2、盡管自己選擇的使命是美麗的、崇高的和神圣的，但責任太沉重了，到頭來被重負壓得粉碎。回首往事，就象從失戀中解脫出來得斯旺所說：“真想不到我為一個對我不和適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

3、寫作的欲望包含著對生活的欲望。

4、真想不到我為一個對我不和適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

5、我自稱是受百姓擁護的救星，其實私下里為了我自己得救。

6、而這一感情究竟能持續多久，不應受到感情以外的因素，諸如法律的干擾。

7、他比我大兩歲—他從這兩年中已賺到不少好處。

8、內心貧乏和感到自己無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義舍不得放下。

9、我是在書堆中開始我的生活的，就象毫無疑問地也要在書堆中結束我的生命一樣。

10、把藝術作品看作超驗的成果，以為每件作品的產生都有益于世人。

11、在我們之間存在著必要的愛情；但同時我們也認識到，需要偶然的愛情。

薩特名言原文 薩特名言他人是我是另一個我篇四

薩特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

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流派之一。存在主義是20世紀西方哲學中最有影響的人本主義流派之一，把存在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存在主義演化的重要趨勢之一，薩特正是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最有影響、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一、薩特的生平

薩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國巴黎的富裕階層家庭，從小就喜歡閱讀文學作品，據說他讀的第一本書的書名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苦難》，而中學時通過接觸尼采、柏格森等著名哲學家的思想讓他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24年，薩特考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攻讀哲學。1929年，薩特薩特在一個氣象臺里服兵役，為期1年半。1931年4月，薩特去了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爾，在高中教哲學，同時寫作小說和哲學論文，后來又到德國柏林的法蘭西學院專門研究現象學，深入的研讀了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哲學思想以及海德格爾的現象學存在主義，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

在二戰期間，薩特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的地下抵抗組織，并被關進德國集中營，這段監獄生活對薩特產生了很大影響，并與1943年發表代表作《存在與虛無》。薩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對人與世界關系的思考寫進這本哲學專著中。寫作是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的，書問世后在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職業哲學家都關注著這本書。但《存在與虛無》從一開始就難以被學術界正統權威所接受。他們覺得這本書過于離經叛道，不能入哲學的殿堂。這本書在1945年戰爭結束后吸引了大量的讀者，使得存在主義成為五十年代最具影響的思潮。而這本書也被視為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奠基之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薩特主編了評論雜志《現代》，編輯部成員有波伏娃、雷蒙·阿隆、米歇爾·萊里斯、梅洛·龐蒂、阿爾貝·奧利維埃和讓·波朗等。1946年，薩特發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指出存在先于本質。

1948年2月薩特接受邀請擔任革命民主同盟執行委員，開始“介入”政治活動。但不久就和其領導人胡賽之間產生分歧并且日趨嚴重。第二年四月，薩特自己召開了一個革命民主同盟大會，在會上宣布同胡賽對著干。而此時，薩特的政治立場介于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因此倍受兩方面的攻擊。

50年代初期，薩特在政治上逐漸傾向共產黨。成為共產黨同路人，開始信奉馬克思主義，主要集中力量把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先后發表了《共產黨與和平》、《辯證理性批判》等著作。《辯證理性批判》這本書實際上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實用整體理論》，薩特認為這本書討論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自己產生后又拋棄了的地方。有人認為這是薩特試圖使用存在主義和心理分析法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并闡述其可行性。因此薩特被視為了馬克思主義一個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薩特晚年時，他又否認他這本書屬于馬克思主義，認為它只是在某些領域接近馬克思主義。

60年代后期，薩特成為西方激進主義新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積極支持席卷西方的學生造反運動，并成為其理論上的代言人與精神領袖。

薩特不僅是著名哲學家，也是著名文學家，荒誕派文學的重要代表人物，196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拒絕領獎。

二、薩特的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存在主義是20世紀影響最為廣泛的哲學思潮之一，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成為了二戰以后對許多階級產生了深刻影響的哲學運動。從海德格爾到雅斯貝爾斯開始確立存在主義的哲學形式開始到薩特的進一步繼承和發展，這枝人類哲學史上的無名之花終于在人們的心目中生根發芽，并含苞待放的向人們展示它最好的一面。

1、存在主義哲學的自由理論

薩特的存在哲學的核心思想是強調人的自由的絕對性，強調人必須自己選擇自己的本質規定性。

薩特提出這一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上帝”之不存在。

“上帝”這一文化形象在西方文化中占據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構成了作為西方文化重要來源之一的希伯來精神的核心，是我們透視西方文化內涵及其歷史變遷的重要視角。“上帝”的重要性在于，他是西方文化中基本道德、價值、規范的標準和尺度。

薩特在這里提出“上帝”這個概念無疑是想證明，其實所有的這些標準都不是上帝提前在人類還沒有產生之前就實現確立的，而是人在社會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薩特認為，上帝并不是萬能的，上帝的形象又何嘗不是我們依照人的形象確立的呢？雖然，阿奎那曾經用古希臘的理性主義來證明上帝的存在，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也離不開上帝，但19世紀末，尼采震撼人心的宣布“上帝死了”，他以震撼人心的方式向那些迷信上帝的人們發起了抨擊，這樣導致了文化價值坍塌與重建，這就是薩特主張的，存在先于本質。

2、薩特的自由觀

薩特首先區分了自在與自為兩種不同的存在方式。自在的存在應該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沒有預設和假定就應該存在，而自為的存在應該是獨立于自在的存在之外的一種存在，它以自在存在的存在為前提和依據。

在論述玩個體自由的絕對性之后，薩特進一步說明了個體選擇的自由性，目的是用來論爭個體責任的絕對性。因為個體自由是絕對的，因為每個個體自由選擇也是絕對的，不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選擇。他強調人的選擇不能是不計后果、肆無忌憚的，而應該是有絕對責任加以限定的。

薩特認為，存在主義哲學是一種人道主義。薩特主張的人道主義應該是一種直面人的生活困境的人道主義。由于上帝是不存在的，因此個體在進行自由選擇的同時，無法避免的對他人和社會產生一定的責任，因此人總是處于一種匱乏和有限的狀態。因此，個人如果想自由的選擇必須先負擔起絕對的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使下次的自由選擇順利進行。

3、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薩特開始向馬克思主義靠攏。1945年，當世界人民戰勝法西斯，又一次逃過人類毀滅性的劫難，開始認為生活充滿希望的時候，一些細心、敏感的哲學家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的普遍形態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那樣樂觀。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人們發現了科學技術的可怕的破壞力量。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墜落，在人的心靈上激起的沖擊波遠遠大于它實際造成的危害，它把技術自律發展可能帶來的可怕的非人道后果直接呈現在世人面前。人們開始對技術和理性文化產生懷疑，科學技術不是一切，它在帶來物質極大豐富的同時也帶來了“世界末日”。

存在是對人的空虛、孤獨、畏懼、煩惱、無意義、異化等生存狀態的強烈控

訴，揭示了戰爭的殘酷和人們渴望和平自由的心愿。同時，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觀點和文化精神也在西方有了深刻的影響。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上面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精神也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因此馬克思主義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可。另外，在當時社會的實踐層面上來講，薩特也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的結合程度是如此的緊密，存在主義哲學的自由理論面向的對象正是工人階級，所以，薩特開始向馬克思主義過渡，可是有意識的把二者結合起來。

4、歷史人學理論

薩特這樣說過，“在十七世紀后和二十世紀之間，我看有三個時代可以稱為著名的時代：笛卡爾和洛克的時代，康德和黑格爾的時代以及馬克思的時代。這三種哲學依次成為任何特定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們表達的歷史時代未被超越，他們就不會被超越。我常常看到，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據只是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一種觀念的表面更新。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所謂的超越，在最壞的情況下是回到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則是重新發現一種已包含在人們自以為超越的哲學中的思想。”

薩特認為，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理論中存在的缺陷即存在“人學空場”。薩特想用他的存在主義來彌補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空場”。這樣他就找到了二者的結合點，并為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突出問題就是對個體存在價值的忽視，從而導致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僵化。他承認馬克思本人并不忽視人，馬克思在探討人的時候都都是通過社會實踐加以總結出來的，但是當馬克思在強調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社會運行的總體性的時候，就越來越忽視人的存在，使辯證法成為脫離人類實踐活動和主體性統一的空談，而這一客觀化的辯證法就導致了“人學空場”。

因此，薩特想到利用存在主義關于個體自由和價值的理論來填補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空場”，其核心是要恢復人的地位，從而建立起一種以人的實踐活動為基礎的歷史人學。

薩特所理解的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以個體實踐為基礎的歷史人學。他認為人只有參與歷史活動才叫人，也因此只有在歷史領域中創建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才能說明人的重要性。總體性或整體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特征，然而正是因為普遍性和整體性的使用，使得馬克思主義過分的普遍化，導致了人的主體性的缺失，因此他認為當馬克思的具體總體化方法在當代馬克思主義這里變成了抽象的總體化方法時，個體自由和價值、歷史的多元差異的豐富內涵都無法保留了。要解決這一問題，首要一點就是用中介的方法來補充和完善總體化方法，避免模式主義的再現。

在討論完方法論問題之后，薩特又賦予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以真正的內涵，即形成關于人的具體實踐活動的認識，也就是歷史人學對人的事件的把握。他說，“人類學的基礎是人本身，人并不是作為時間認識的客體，而是作為將認識產生為它的實踐的一個契機的實踐機構。”這說明，薩特已經開始變化了，他對自己早期的一般地、脫離歷史條件的強調個體自由和主體選擇的做法進行了修正，在他的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里面體現了主體的超越性和創造性，并且通過人的實踐達到了主客體統一的目的，實現了他的最終的理論構想和思想初衷。

三、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失誤

由于存在主義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以“人”為出發點的，所以存在主義是一種現實主義，它討論的是社會生活和人的處境而不是自然哲學問題，所以，在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問題上，存在主義哲學家一直在走中間路線，但事實上，一種哲學思潮，不是唯心就是唯物，本質上不會有第三種“現實主義”。存在主義的思想淵源是尼采的唯意志論和克爾愷郭爾的神秘主義，所以，存在主義實際上還是一種唯心主義，而薩特的“存在先于本質”則說明存在主義是一種獨特的形而上學。唯心主義、形而上學，這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矛盾的，所以，和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樣，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雖然可以相互借鑒，但完全的“改鑄”是不可能的。事實也證明，在思想斗爭了數十年后，薩特終于和法共決裂。最后，薩特總結自己的一生，依然把自己稱作無政府主義者。

薩特名言原文 薩特名言他人是我是另一個我篇五

摘要：薩特的存在主義文藝理論是以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的，本文從大的方面把握，主要探討了有關薩特文學本質、文學功能、文學接受三個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薩特；存在主義；文藝思想

安徽文藝版《薩特文學論文集》的“編者序”說：“作為一生從事精神生產的知識分子，薩特的經歷是比較單純的。”綜觀薩特一生的經歷，不僅單純，而且多姿多彩。他以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為人文背景，角色意識極強地扮演“知識人的社會角色”。

作為教師，他是知識的傳播者；作為哲學家、文藝美學家，他是真理的發現者；作為創作家，他是“以故事的形式表達其思想”的探索者；作為社會活動家，他是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戰士。身兼多種角色的薩特首先是一個哲學家，他的文學理論以哲學為基礎，并且在文藝理論文章的行文和理論思辨方面處處透露著哲學家的氣質。我們探索薩特的文藝理論思想，離不開他的哲學思想。

一、薩特文藝思想的哲學基礎

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是受胡塞爾現象學哲學的影響形成的，理論著作也非常深奧，沒有對西方哲學思想的學術積累很難理解。他在其哲學思想基礎上寫作了大量的文藝評論文章和文藝作品，要想全面準確地把握其中心思想，我們可以選擇一

個突破口，抓住幾個關鍵詞，以此來研究薩特以存

在主義哲學思想為基礎的文藝理論思想。

了解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可以選擇以《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為突破口，抓住“存在”“、自由”、“人道主義”、“自由選擇”、“道德責任”

這幾個關鍵詞來把握。《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

是1945年10月28日薩特在現代俱樂部作的一次講演，雖然這次講演遭到許多非議，被認為將存在主義的某些突出的觀點簡單化、庸俗化了，后來成為薩特否定了其中大部分論點的唯一一部書。但實際上，這本書對存在主義的基本問題的描述并沒有問題。而且由于是演講，用語通俗，比較好理解。作為了解存在主義的突破口，還是很有工具性意義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了解存在主義思想的一條捷徑。

“自由”是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概念，指的是以主觀性和超越性為特征的純粹意識活動。自由不是人的存在的某種性質，而是人的存在本身，人就是自由，自由并不是人追求和選擇得來的，而是人的存在本身注定了人必然具有的。自由是人所不能逃脫的，是被判決給人的。人的一切行為都是自由選擇的結果，不受任何限制，但是人必須對自己自由選擇的結果負責。“存在主義的第一個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來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責任完全由自己擔負起來”，而且“當我們說人對自己負責時，我們并不是指他僅僅對自己的個性負責，而是對所有的人負責”[1（]p113）。存在主義的核心思想就“是自由承擔責任的絕對性質：通過自由承擔責任，任何人在體現一種人類類型時，也體現了自己———這樣的承擔責任，不論對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時代，始終是可理解的———以及因這種絕對承擔責任而產生的對文化模式的相對性影響”[2]（p127）。

至于薩特的“人道主義”，其基本內容是這樣的“：人始終處在自身之外，人靠把自己投出并消失在自身之外而使人存在；另一方面，人是靠追求超越的目的才得以存在。既然人是這樣超越自己的，而且只在超越自己這方面掌握客體（objects），他本身就是他的超越的中心。除掉人的宇宙外，人的主觀性宇宙外，沒有別的宇宙。這種構成人的超越性（不是如上帝是超越的那樣理解，而是作為超越自己理解）和主觀性（指人不是關閉在自身以內而是永遠處在人的宇宙里）的關系———這就是我們叫做的存在主義的人道主義”[3]（p134）。

以《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為突破口，抓住“自由”“、存在”“、人道主義”、“自由選擇”、“道德責任”這些關鍵詞，就對存在主義的基本思想有一個了解了。

二、薩特文藝思想的主要內容

薩特的文學理論是建立在他的哲學思想基礎上的。他說：“我渴望僅以美的形式，我是指藝術作品，長篇小說或中篇小說來表達我的思想。”[4]（p194）薩特不光主張以創作的藝術作品表現作家的哲學思想，還主張批評家應以找出作品的哲學觀點為任務“：一種小說的技巧，總與小說家的哲學觀點相關聯。批評家的任務是在評價小說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學觀點”[5]（p25）。薩特的哲學論文《真理的傳說》的主要的意義在于它向我們揭示了薩特設想把哲學與文學結合起來的方法，“以故事的形式來表達其思想。”[6]（p1）要了解薩特的文藝理論思想，我們選擇《什么是文學》為突破口。這是一篇在論戰的環境之中產生的介入文學的宣言，他通過對“什么是寫作”、“為什么寫作”、“為誰寫作”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和對“1974年作家處境”的分析，奠定了介入文學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什么是文學》采用了一個“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三段論思路，思索路徑非常清晰，又結合當時文藝界現狀進行分析，很有說服力。文章對薩特的存在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概念，比如“自由”“、介入”等都有清楚闡發。《什么是文學》產生于論戰，戰斗氣息濃重，行文暢快，可讀性強，這些都有助于我們在理論研究中抓住關鍵性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薩特的存在主義文藝理論以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綜合某些馬克思主義觀點形成的，從大的方面把握，薩特主要談了文學本質、文學功能、文學接受三個方面的問題。

1。文學本質論———對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薩特認為，文學的本質是對人存在和自由的揭示，這是文學的最高理想，而人存在和自由是文學創作的唯一題材。

薩特說：“藝術創作的主要動機之一當然在于我們需要感到自己對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7]（p95）換言之，就是感到自身的存在。薩特早年的“文學神經癥”實際上就是通過寫作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薩特曾經說過：“在我們法國人當中唯有一個人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思想，他就是笛卡爾，我把自己歸入笛卡爾的系統……”[8]（p210）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薩特正是以此為其思想起點。他說“：我生來就是寫作的。”他的一生大部分在寫作中度過，通過寫作表達思想，體現其生命價值，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我寫故我在”。

薩特認為，寫作是作家爭取自由的一種方式，在他們不辭勞苦去從事寫作的同時，“他就承認了他的讀者們的自由，既然閱讀者光憑他打開書本這一件事，他就承認了作家的自由，所以不管人們從哪個角度去看待藝術品，后者總是一個對于人們的自由表示信任的行為。既然讀者們和作者一樣之所以承認這個自由只是為了要求它顯示自身，對作品就可以這樣下定義：在世界要求人的自由的意義上，作品以想象方式介紹世界”[9]（p114）。因此，不管作家寫的是隨筆、抨擊文章、諷刺作品還是小說，不管他只談論個人的情感還是攻擊社會制度，作家作為自由人訴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個題材———自由。

2。文學功能論———“介入“說

薩特認為，文學本質是對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而“自由并不是什么超越人類條件的抽象能力，而是最荒謬、最無法逃避的介入”[10]（p203）。對于所謂“介入”，薩特解釋說：“如果文學不要求一切，它就毫無價值可言。”[11]（p170—171）可見，“介入”就是要求一切、參與一切。薩特充分肯定文學與社會生活的聯系，他說所謂某一時代的文學，只能是用文學體現的這一時代。作家的責任就是建立一種自由與解放的積極的理論，用筆說話。“介入作家的真正工作就是……揭示、論證、暴露真相，把神話和偶像統統溶解于批判的酸性溶液中”。[12]（p294）介入是通過具體的文學作品，在連同甚至是接受一種確定的境況中提出或處理問題，對一切東西的再考察。作家用作品介入社會生活，自然而然地擔當文學作品與社會生活的中介。

薩特坦言他的“介入”文學總是遵命寫作。這倒在某種意義上與魯迅的“遵命文學”相似。當然這個發指令者不再是政府，現在它成了每一個人或某個人：一個讓人卷入其中的政治狀況，一個讓人評論的特殊事件。這些指令的積極意義就是，絕不允許作家“沉溺于自我”。這樣他的讀者群也被潛在地限定了。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薩特是通過“文學介入”來進行“政治介入”，“文學介入”是“政治介入”的手段。實際上，在薩特的著作中，他喜歡同時在哲學和政治（或道德化的政治）兩種含義上使用“自由”和“介入”這些術語，而且始終沒有如一地加以區分，比如他在研究福樓拜的著作里就沒有區分“政治介入”與“文學介入”。也許在薩特心里“，政治介入”和“文學介入”是一回事吧。這顯然有點夸大文學的社會功能，帶有空想色彩。薩特用“文學介入”進行“政治介入”，廣泛參與社會活動，甚至成為1968年法國學生造反的精神領袖，產生了很大社會影響。而薩特主張的絕對自由，人的一切行為都是“自由選擇”的結果，明顯與現實生活相矛盾。自由總是相對的，行為的絕對自由萬萬不可能；精神渴望自由飛升，但“沉重的肉身”總是生活在混沌的地面上；精神高貴而驕傲，但當肉身的生存發生威脅時，人便不得不喪失尊嚴，忍受恥辱。假使得到完全的自由，變得毫無負擔，人是否就會變得輕松自在呢？絕對的輕松將使人變得比大氣還輕，高高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似真非真，運動自由卻毫無意義，是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反而有所約束，有所負擔是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征，負擔越沉，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和實在。

3。文學接受論———對讀者、作者自由的雙重肯定文學接受論是薩特文藝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薩特說他“總是遵命寫作”，于是他的讀者群也被潛在地限定了。薩特非常重視與他的讀者群的雙向“交流”，他認為，寫作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的需要，是用于交往那種基本需要的最初形態。“我們寫作不是去做一件有利于人們的事情，也不是想向他們揭示某種隱藏的真理；我們只是想同他們交流。我們書的價值就在人們對它的反響之中。長時間來我們把文學看成一種雙重的現象，或者二重性，即作者在一方面，而讀者在另一方面。兩者共同創作了作品，而讀者必須是對等的一部分”。[13]（p41）“作家在創作自己的作品時，向讀者的自由發出吁求，要求進行合作”[14]（p101），要“他”把自己通過語言所作的啟示化為客觀存在。而在讀者那方面，閱讀應該是一種再寫作，是作者引導下的再創造，這種再創造將會跟第一次創造一樣新鮮，一樣有“獨創性”，將開掘出有意味的“不言之意”。在這里，薩特對讀者、作者的自由給予了雙重肯定。

薩特厭棄“世紀末那種貴族的敏感性”，“類似托萊多寶劍或高耶繪畫那樣高雅精致的感受”[15]（p178），他追求的是盡最大可能表達作為一個普通人感受到的東西，以期與讀者達到共鳴。因為在他看來，作家的歷史必然是讀者大眾的歷史，脫離讀者感受的創作是沒有生命的。寫作與閱讀兩種行為存在著辨證的聯系，又需要不同代理者，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和讀者必須共同努力，因為沒有一種藝術可以不為別人或沒有別人參加創造的。

此外，薩特還談論了閱讀期待與預測，薩特認為閱讀的過程就是不斷假設，不斷期待，不斷預測的過程“，沒有了等待，沒有了未來，沒有了無知，那也就沒有了客觀現實”[16]（p96）。

薩特以哲學家的睿智較早地認識到了文學接受理論的價值，非常具有學術眼光。考察薩特的理論思維邏輯，可以發現是由于對文學功能論的思考引發了對文學接受論的關注。在薩特看來，文學的功能在于政治介入。“介入文學”期待特定讀者群的共鳴，寫作是為爭取自由，是為與讀者交流，必須關注作者與讀者雙重交流的現象。

綜觀薩特建立在存在主義哲學基礎上的文藝理論，他的文學本質論和文學功能論散發著理想的光輝，雖有將人的“自由”和文學的社會功能推向極端化的傾向，但充分代表了知識分子要求自由、要求自主的呼聲，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可供借鑒。而他的文學接受論體現了對讀者、作者自由的雙重肯定，比較早也比較完整地探討了閱讀期待與預測，作者、讀者雙向交流及讀者再創造一系列理論問題，是接受美學研究史上不可缺失的一筆。

薩特秉承了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是一個站穩民間立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對“精英文化”及“文化精英”都持蔑視態度，而實際上他就是創造、傳播“精英文化”的“文化精英”。薩特的一生活動充分實踐了“知識人的社會角色”，他的思想或許偏激，他的行為或有出格，但他對真理及自由的執著追求讓我們認識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真正的思想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