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偶然之中都蘊藏著必然。

喜劇之中，一地悲劇。

——寫在前面的話

契訶夫的這篇《裝在套子里的人》運用了極其夸張等修辭手法刻畫了別里科夫那種沉溺于與常人迥異的套子中。

全文讀罷，這個被稱之為經(jīng)典的文學形象——反對一切新生事物的舊制度的守衛(wèi)者卻被中國的讀者理解為單單是沙皇專制統(tǒng)治的作惡。那么語文教學中的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就是這樣嗎？

等到讀了《孔乙己》，《祥林嫂》，吳敬梓的《范進中舉》，也或是《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曹禺的《雷雨》，再或是關(guān)漢卿的《竇娥冤》……

有什么共同點呢？那就是大凡是反映中國社會如何如何，一概向來主人公是作為犧牲品來論處，而不是一棒子打死，皆以此為社會的腐朽或落魄之云。

而又如契訶夫的《變色龍》，也或是別里科夫荒謬著的悲哀，一概以代言人或直接對象而論，這不是太冤了嗎？

這令我想到魯迅所說的劣根性，中國的教育下向來是“毀人不倦”，國人在這種理念中墮落，又正如魯迅《拿來主義》所言，只有自家的，才是好的，自家錯了，無傷大雅，倘若是他人，便是罪不容赦。

這還不若新時代下種族歧視的原型么？

多么可怕的思維定勢啊……

經(jīng)過查閱大量資料對比，無一例外，前者都是說是封建社會的犧牲品，本質(zhì)還是好的，他們的離去是可悲的。然而后者要么被世人唾棄，或是令現(xiàn)代人的大快人心，卻沒有人去理解到這些犧牲品的價值，難道他們的死就是那么的渺小嗎？

我不知這是不是文化差異造成的，但只愿多些辯證，少些偏執(zhí)罷了。

……

悲劇之中，一地喜劇

——代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