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皇帝朱翊鈞是在其父隆慶皇帝英年駕崩后倉促登基的，那年他才十歲。他這一登基，解決了當下中國家長背負的兩大難題，一是就業問題，二是望子成龍的重大夙愿。

如果不是分數決定命運，無論老師還是家長，大概都懂得社會實踐對學生的重要性，然而苦于應試壓力太大，很多學生不得不放棄實踐機會。但是萬歷皇帝不用，整個大明帝國就是他的教育實踐基地，經邦濟世就是他的實踐課題，這沒有人比得上。

萬歷擁有全國頂尖的老師、大明國第一大學士、先帝臨終前的顧命大臣、內閣首輔張居正。萬歷從十歲就開始享受現代博士生都享受不到的學習待遇，接受張居正一對一的教育。萬歷理所當然地得到最好的物資和生活保障，時刻有內相馮保相伴左右，且馮保既是保姆，還兼職帝王之術的一些副課教育與指導。李太后也是一個美麗外表下掩藏著不凡思想、有遠見卓識和歷史責任感的家長。雖然兒子有了最好的老師、最好的保姆，她卻一直在乾清宮與兒子對面而寢，親自監護并培養兒子的學習和生活習慣，非禮勿聽，非禮勿視，直到萬歷大婚。在張居正對萬歷開展教學（議政）時，李太后也參加旁聽，關鍵時候還參與教學活動（參政和監督張居正的輔政）。可以說，李太后作為陪讀母親絲毫不亞于當下中國任何一位望子成龍的母親。

這就是萬歷享受的最主要的教育硬件，內臣和外相聯手，家教與“國教”配合的“優質教育”。而這“優質教育”優的地方主要在于張居正。至少在明朝，首輔是否忠君事國，張居正可算第一人。

為了找到與10歲小孩溝通國事的渠道，啟發兒童的心智和靈感，張居正使用“荒唐邸報”的方法循循善誘；為了體恤小孩天性、張揚童心，張居正在萬歷生日時送給他宮外小孩無人不玩無人不愛的風葫蘆（空竹），從而配合“經筵”系列講座，提高學習興趣和效果；為了警醒小皇上政事不可懈怠，張居正在御座兩側創設貼滿文武官員姓名的圍屏。當小皇上潛心詩文時，張居正提醒他，作為皇上對詩文淺嘗即可，不要學李后主，做了詞人丟了江山，要把精力放在帝王之道的大學問上來。張居正還親自編寫“鄉土教材”《帝鑒圖說》，講述前朝皇帝的是非功過。在萬歷剛剛親政偶犯風流之事未遂，李太后欲廢其帝位時，也是張居正以辭去首輔之職相“要挾”，才保住了萬歷的皇位。張居正極盡一個師相之能事，對萬歷的教育輔佐嘔心瀝血，披肝瀝膽，無愧于先帝托孤，無愧于李太后的信任。張居正為臣之道堪稱一流，為師之道也不同凡響。

以張居正為主對萬歷形成的“優質”的立體教育，應該說在萬歷的學齡期還是很有成效的。這個小皇帝聽話、好學，雖然貴為人君，卻很在意母后和師相的教誨，不霸道、不狂妄，也未曾真正放蕩，甚至也沒有很明顯的缺點和錯誤。當了兩年皇帝（12歲）就留心朝廷政事的細節，能獨立秉斷是非，表現出仁慈和節儉，頗有一代明君的氣象，這讓老師和母后都非常欣慰和滿意。但是，萬歷為什么在恩師張居正尸骨未寒時就要掘墓幾近鞭尸？萬歷為什么在新政已挽大明王朝于傾倒并呈盛世之兆時卻被中斷？后來的萬歷為什么變成一個不理朝政任憑江山社稷風雨飄搖的昏君呢？

是的，最好的教育可能調教出好學生，卻不一定能培養出好人才，更何況是英明帝王。特別是人為的強加和蓄意拔高的“優質教育”，說不準造就出的就是“歪瓜”和“裂棗”，一旦體制和歷史給予他們機會，無疑將誤國誤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禍害。

萬歷皇帝所受的“優質教育”，實際上窒息了小孩的天性，整個教育過程，幾乎沒有讓他暴露出什么劣根性。即使露出某些問題的端倪，也不可能得到相應的鞭撻和糾正。實際上，對小孩進行柄國教育違反了教學規律（其他兒皇帝當得成功并不一定是教育的成功，而是機遇和條件的偶然），無微不至的關心和千方百計的呵護反而是對幼苗的溫柔式摧殘。萬歷名義上擁有最大的教育基地，實際上他被封閉得比民間兒童還可憐，整個學齡基本上沒有走出過紫禁城。在他的成長期，永遠沒有難倒他的問題，永遠不需要他為解難題而傷腦筋，因為他身邊隨時有人提供正確答案。然而，一旦他掙脫了“優質教育”的束縛，他就經不住一點兒香花毒草的誘惑，他的個性因為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可以不受任何羈絆任其馳騁，終于導致萬歷在張居正百年之后突然變成一個可怕的暴君。不得不說這是大明朝“優質教育”的失敗。萬歷皇帝毀于這種教育，張居正一世英名毀于這種教育，而毀于這種教育的又豈止這二人？